2017年世界军费开支预计达到了17390亿美元,是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通过展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事开支数据库的新数据,本情况说明书重点介绍了2017年和2008-17年间军费开支的地区和国家趋势。
本文分析了不同行业初创公司的比率是否随着商业周期的变化而系统性地发生变化。作者的分析表明,GDP高企的有利条件可能与初创公司没有密切关系。鉴于创新型和非创新型企业在“常规”衰退中反周期地作出反应,企业形成可能会对经济产生稳定作用。
交通部门是欧洲二氧化碳排放量高于1990年水平的唯一部门,并正成为阻碍欧盟实现《巴黎协定》中除碳目标的主要障碍。本文作者为该部门从三个方面提出了清洁策略:禁止使用柴油和汽油动力汽车、改革交通税收、聚焦早期阶段的技术。
欧洲在全球安全、贸易和外交领域仍需要美国同盟。跨大西洋关系对欧洲而言仍极为重要。为此,欧洲领导人将需要找到和特朗普协商的办法。默克尔和马克龙为如何应对特朗普做出了榜样。
非关税贸易壁垒是各国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往往比关税贸易壁垒更可能造成损害。特别是,出口公司遇到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其他行政成本可能会阻碍贸易。研究表明,保护主义措施对国际贸易有负面影响。因此,有充分理由相信近年来非关税壁垒的急剧增加是全球贸易增长放缓的一个重要因素。
巴西仍是欧盟在拉美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期待已久的欧盟-南方共同市场联合协议的签署将明显改善双边关系并保证欧洲企业长期参与巴西市场。与此同时,双方应通过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G20中创建新论坛和采取共同立场,来推进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
欧盟继续以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和网络外交的复原能力作为网络安全战略的基础。其于2017年10月通过的欧盟对恶意网络活动的联合外交回应主要规定了可有助于“缓解网络安全威胁、预防冲突和国际关系更加稳定”的非军事手段。随着活动性基础设施日益增加,欧洲将审慎遵守基于尽职调查原则的循序渐进的网络外交计划。
经过近十年的相对稳定,欧盟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在2016年大幅下降,触及1989年以来的最低值。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收入不平等水平的下降促成了2016年欧盟整体收入不平等水平的降低。
中东北非地区的失业率高得惊人,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和年轻人群。阿拉伯工会发现自身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这一方面是由其社团主义者的历史造成的。另一方面,工会的概念在阿拉伯区域高度政治化。德国的发展政策行为主体可以使阿拉伯伙伴熟悉德国的雇主和雇员的联合模式,从而为更加包容性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本文的研究结果没有回答东西欧追赶过程是否会导致欧洲的完全趋同。赶超过程需要发展模式的变化。赶超式的增长可以依赖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获得外资和技术,但是达到一定程度后,需要更多的国内创新以维持增长。重新调整发展模型,提升国内创新程度可能成为新成员国的主要挑战。
多边发展银行可以发挥协调作用,将基础设施投资的供需联系起来。可以通过其信誉和金融实力,吸引更多机构投资者资源,促进基础设施的发展。本文关注了基础设施债务金融的三种技术:工程债券、基础设施贷款债券化和企业联合组织安排。
“海上丝绸之路”在中欧关系中创造了更多的竞争,同时也为蓝色经济和具体的海上安全任务创造了合作空间。对于中国将蓝色经济作为增长和财富的引擎,欧洲应努力赶超,并鼓励创新以回应中国投入大量资金的工业和研发政策。
美国此轮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迥然不同,而且比过去更加令人担忧。它涉及更多的产品,还把美国公司的全球竞争作为目标,而不仅仅针对美国市场。它绝不仅仅是美国发起的减少与中国双边贸易逆差的一个扑克游戏,而是预示着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到来。
本文旨在阐明意大利的长期经济和人口趋势,以及对养老金支出的意义。意大利政府当前的养老金支出占整体年度公共支出的30%。本文中提到的其它情景表明,意大利未来的公共财政将恶化。本文作者认为,意大利对于养老金体系未来的公共辩论应该考虑其它长期人口和增长假设,从而更加准确地反应其将面临的风险形势。